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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，人民群众在看病就医方面迎来诸多显著变化：新增5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纳入跨省直接结算范围、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稳步推进、38种“全球新”药物进入2025年医保目录、基层**常见病药品种类不断扩大、村卫生室进医保……
这些改革成果很大地增强了人们的获得感，而其背后，是我国深化医改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和政策的协同性。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，“促进医疗、医保、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”。这是党中央对提升医疗、医保、医药（以下简称“三医”）治理能力提出的更高要求。当“三医”从联动走向协同的新阶段，如何构建统一的治理机制，是深化医改重要的议题之一。
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表示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，要锚定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，更加突出卫生健康服务的系统连续，更加突出改革的系统集成，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。
同向发力：从联动到协同
“三医”协同发展和治理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，“促进医疗、医保、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”。
相比此前的“三医”联动改革，这一要求被认为是我国医改进入“三医”协同治理的新阶段。从“三医”联动，到“三医”协同发展和治理，背后有着怎样的改革深意？
福建省三明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、福建省医保局原局长詹积富是三明医改一任“操盘手”，他向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表示，联动，强调“三医”要同时改革；而协同，则强调要同向发力。
詹积富表示，促进“三医”协同发展和治理的关键，是“各个部门要提高站位，摈弃部门利益，**都要围绕‘以健康为中心’，改革同向发力”。
“三医”联动改革，就是医疗、医保、医药三项改革同步推进，探索于福建省三明市，也是三明医改成功的关键。
“三医”联动，打破了“九龙治水”的困局，其中医药是关键，三明市通过挤压虚高药价水分和治理医药流通环节腐败，破除以药养医，为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腾出空间，让医务人员的技术、劳务价值得到体现，建立了维护公益性、调动积极性、保障可持续性的公立医院运行新制度。
由于三明医改实现了患者、医生、医院、医保基金等多方共赢，2021年，三明医改经验上升为国家的顶层设计，成为**医改样板。目前，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制定了学习借鉴三明经验的实施方案。
也正因此，在过去多年，“三医”联动是我国深化医改的一个重要“抓手”，并推动医改不断取得新成效：群众看病难、看病贵问题有效缓解，公立医院**取消药耗加成、跨省和跨区域就医稳中有降、国家药耗集采降低群众用药负担、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等多重因素累计为群众减负超7000亿元……
然而，部分公立医院仍然将临床科室绩效薪酬与开药、开检查等**量挂钩，过度医疗、医药腐败等问题，降低了人民群众的医改获得感。
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常务副院长梁万年此前在**深化医改经验推广会上表示，虽然“三医”联动改革取得诸多成果，但没有实现以健康为中心的改革目标。比如医保方面，医保基金杠杆作用发挥不充分、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不到位、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有待提速扩面；医疗方面，公立医院运行机制尚不健全、医疗机构现代化管理水平不足；医药方面，药品研发创新能力仍有待提高、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改革和监管有待进一步强化。
梁万年认为，深化医改需要继续推进“三医”从联动走向协同发展和治理。
形成多元共治
在拥有多方治理主体的背景下，“三医”如何同向发力、形成合力呢？建机制是深化改革的基本保障。
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、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金维刚认为，目前“三医”在协同工作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，各方之间沟通和协调不够，在一些涉及三方协同配合的政策及管理方面缺乏共识，未形成密切协作的运行机制。完善“三医”协同发展的管理体制、实现决策层面的统一协调是关键，这标志着从传统的行政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。
同时，“三医”协同发展还需要三方找到利益平衡点，为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共同努力，提升全民的健康水平。在此基础上，在推进“三医”协同发展过程中应寻求较大公约数，形成利益共同体。
金维刚认为，完善“三医”协调机制至关重要，各方应加强沟通交流，形成共识和合力，协调好各方关系，建立各方共赢机制，促进医改高质量发展。
在此基础上，2024年，“探索建立医保、医疗、医药统一的政策协同、信息联通、监管联动机制”。
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在政策协同方面，要加强党对深化医改的领导，突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创新“三医”协同发展和治理的跨部门工作机制。
2024年12月24日，“三医”协同发展和治理协作会商机制一次会议在国家卫健委召开。协作会商机制由国家卫健委、国家医保局、国家中医药局、国家疾控局、国家药监局五个部门组成，主要发挥统筹协调商议作用，加强信息互通，研判分析形势，会商解决问题，共同抓好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的落实。
“建立‘三医’协同的工作机制，是一个好的开端。”金维刚表示，“三医”协同的核心在于三者的有效联动，沟通是协同发展的基础。
与此同时，地方层面在提高“三医”协同效能上的探索也颇具价值，2024年以来，多地成立“三医”协同发展和治理专项改革工作专班或建立“三医”协同机制。
目前，四川省通过部门间协调强化医疗服务价格调控，政府进行宏观管理，并出台实施办法。江苏、上海和广州则通过建立政府、企业和医疗机构间的沟通平台，实现交流的常态化和机制化。重庆、江西两省份也成立了“三医”协同发展和治理专项改革工作专班。
“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协调政策能增强‘三医’协同的综合效益，地方的实践经验证明，协同工作在医疗环境中至关重要。”金维刚说。
时至2025年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、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、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一系列医改目标的实现更加迫切，这意味着“三医”协同发展和治理需要更快落地见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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